内 容 摘 要：《礼记·檀弓上》“孔子少孤”章的说解，因为涉及孔子身世与后世“圣人”形象的塑造，历来聚讼纷纭。“以礼解经”是其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论证方法，核心是对殡葬之别、殷周丧葬异制、合葬主次之序的往复调和。从郑注到孔疏，从吴澄到王夫之，再到陈澧、郭嵩焘、俞樾、黄以周等等，诸家运用相似的方法研解同一问题，在同样归宗“圣人”的思想前提下，得出互有同异的结论，展现了经学解释的丰富性。探索其间的脉络、差异以及旨趣，也有助于理解经学诠释的方法与义理问题。

关 键 词：以礼解经；殡葬之别；合葬之制；圣人观

《礼记·檀弓上》“孔子少孤”章言：“孔子少孤，不知其墓，殡于五父之衢。人之见之者，皆以为葬也。其慎也，盖殡也。问于郰曼父之母，然后得合葬于防。”【1】全文仅四十四字，而历代围绕此章的说解，因为孔子身世与后世塑造的圣人形象之间存在矛盾，聚讼纷纭，或质疑经文乃至删经（以陈澔、郝敬为代表），或迭出新见以弥缝其说（以王夫之、孙濩孙、江永为代表），或以今人立场论证经文史实。【2】其中，以文法解经的理路，经由孙濩孙发明、江永推崇后，得到了黄侃、张舜徽等先生的认可。【3】本文则检讨以礼解经在该章中的运用及其旨趣、效力，涉及从郑玄到孔疏，从吴澄、陈澔到王夫之，从孙濩孙、江永到陈澧、郭嵩焘、俞樾、黄以周、王闿运、皮锡瑞等人的说法。

《礼记》此章的主流解释可分汉宋，汉则以郑玄之说为主，对孔子为何不知父墓（即所谓“野合”）照直而书，并在解释中分梳丧礼过程中的殡、葬之别；宋则以陈澔之说为代表，通过严格定义与定性的圣人标准，怀疑此记的真实性。郑说与太史公《史记》的记载差别不大，只是在注释《礼记》时有所发明，主要体现在对“慎”字的理解上。陈说亦有远源，如何晏、王肃便不信有此事；《孔丛子》记战国魏人李由言“圣人与臣同”而“不知其父”，时人子顺即驳以“虚造谤言，以诬圣人”。【4】子顺为孔子六世孙，也是以“圣人”为论，在家族史意义上又有自我辩护的动机。

因此，早期文献中就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存在，一是从《礼记》、李由、《史记》至郑玄的信，一是从子顺、《孔丛子》（以及《孔子家语》）到王肃的疑。当然其中存在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与王肃作伪的公案，并同样影响后世经学家的论证。但质疑一派已与具体的解经之法无涉，是一种基于圣人道德观的极端推论；后世经学家在郑玄礼注基础上的种种解读，更显示出在信从经文与维护孔子圣人形象之间的复杂心态。【5】郑注如下：

孔子少孤，不知其墓，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，征在耻焉，不告。殡于五父之衢。欲有所就而问之，孔子亦为隐焉。殡于家，则知之者无由怪己。欲发问端。五父，衢名，盖郰曼父之邻。人之见之者，皆以为葬也。见柩行于路。其慎也，盖殡也。慎，当为引，礼家读然，声之误也。殡引，饰棺以輤。葬引，饰棺以柳翣。孔子是时以殡引，不以葬引，时人见者，谓不知礼。问于郰曼父之母，然后得合葬于防。曼父之母与征在为邻，相善。【6】

郑玄礼注前承司马迁之说，取《史记》“野合”之文而无辨，导致后世经解纷争不断。除了质疑之外，大致有三种思路，一是论证何为“野合”（如《孔子家语》所言“私祷”、对昏礼年龄的界定、先秦时期的婚俗），二是通过出土文献证明文字讹误（主要是利用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画传，言“野合”当为“野居”），三是重新寻找孔子为何“不知其墓”的理由（详见下文）。从以礼解经而言，郑玄对“不知其墓”的解释并无礼文的依据，只有信从的态度，但其对“其慎也”一句的说解，当是自创新说，与《史记》以及后世诸家尤其不同。郑玄将“慎”解作“引”，言是“礼家读然，声之误也”，进而论述“殡引”、“葬引”之别。后世则多以“慎”读如字，言孔子对待殡、葬之事非常谨慎。

《礼记·檀弓》明万历四十四年闵氏刻本

在丧礼中，殡、葬明显属于不同时间的礼仪环节，对应不同的礼仪空间。由殡而葬，正是《礼记·坊记》“丧礼每加以远”的体现，并且殡礼是“亲子之间，生死之间，主宾地位变换的关键礼仪”。【7】郑注区别“殡引”与“葬引”，原因是不知父墓而“欲发问端”，只是殡母而非葬母于五父之衢，以方便知晓父墓后的合葬。如是解释，在郑玄对整个事件的理解中，也有一定合理性。其在“殡引”、“葬引”下分别续言“饰棺以輤”、“饰棺以柳翣”，通过棺饰的不同直接区分了殡、葬，补足了经文殡、葬之别所需要的具体信息。郑玄之意，“殡引”、“葬引”之“引”，当如孔疏所言“但葬引柩之时，饰棺以柳翣，其殡引之礼，饰棺以輤”，作动词解，指“引柩”这个行为。而引柩时所用的绳索也可称为“引”，即“引，所以引柩车，在轴輴曰绋”（《仪礼·既夕》郑注）、“车曰引，棺曰绋”（《礼记·檀弓下》郑注）、“庙中曰綍，在涂曰引”（《礼记·杂记下》郑注）、“在椁曰綍，行道曰引”（《礼记·丧大记》郑注）。这便引起了后世部分学者对郑注的误读，如俞樾就不赞同郑说：

此见圣人举事不苟，虽是暂时浅殡而附于棺者必诚必信，与大葬不殊，故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，以其慎之至也。及徐察之，止是殡，而非葬，故又曰“盖殡也”。郑破“慎”为“引”，既无依据，且如其说，则殡与葬之别在棺饰，而不在引，何不曰“其饰也”，而必曰“其引也”，足知郑读之非矣。【8】

俞樾将“引”解作名词，即言殡、葬之别实非在“引”而是在“饰”，“饰”又是饰棺而非饰引，进而又将郑读视作“曲说”。在考察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“六引”、《仪礼·既夕》“属引”及《礼记·杂记》“执引”诸文后，俞樾言“‘慎’、‘引’声固相近”而诸篇“未见有作‘慎’者”。【9】更进一步说，郑注只在此处经文作“慎”的情况下，才有此“当为引”之解。这种误读仍是在词性上未作区分，郑注只是由“引柩”这个行为自然推出殡、葬时棺饰的区别，并未涉及“引”这一切实名物。俞樾误读郑说，并不足以驳倒郑玄。陈寿祺、陈乔枞虽然力图论证郑读的可能性与可靠性，但出发点与俞樾的误读是一样的：

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此文仍作“慎”，“曼父”又作“挽父”。乔枞谨案：《正义》曰“慎引声相近”，《大司徒》云“大丧属其六引”，是读引也。攷《檀弓下》“吊于葬者必执引”，注云“车曰引，棺曰绋”，《正义》曰“引，柩车索也”。《杂记》“执引者三百人”，注云“在涂曰引”。《仪礼·既夕礼》“属引”，注云“引，所以引柩车，在轴輴曰绋。古者人引柩”，是礼皆名柩车索为引也。《释文》云“慎或作引”，足证礼家师读皆为引，故或本即作引字。钱氏大昕曰：“《尒疋·释诂》‘神，慎也’，《说文》‘神，天神引出万物者也’，‘神’‘慎’二文音本相近，义亦可通。”乔枞攷《周官·冯相氏》疏引《易纬通卦騐》云“冬至日置八神，树八尺之表，日中视其影”，“神”读如“引”，言八引者树于地，四维四中引绳以正之，故因名曰引。疑古文假“神”为“引”字，后以“神”、“慎”音近，又误作“慎”字耳。一曰《玉篇》上“䐜”字引《埤苍》云“䐜，引起也”，“䐜”训引起，则慎亦可训为引矣。【10】

陈乔枞的思路有二，一是“慎”、“神”、“引”的转相关联（钱大昕），一是“慎”、“䐜”、“引”相对直接的音义联系（《埤苍》）。其所言《释文》云云，今查作“依注作引”，“或本”之说实是推测之辞。陈乔枞显然是为郑读作疏，讲明郑读的可能性，但其理解的起点仍是以柩车绳索之“引”为“殡引”、“葬引”之“引”。郑玄所谓“礼家读然”，或系师说之传，不知是否有意与《史记》“盖其慎也”之文立异。【11】慎读如字，解作谨慎，并不妨碍文义中殡、葬有别的理解。郑玄或是在经文已有殡、葬分别之义的基础上，从经文内部寻找加以区别的依据。在分梳“引”字名词、动词的前提下，郑玄此注倒是合于桥本秀美先生所揭示的“郑学第一原理”，即“以郑玄解经之法读郑玄之注”而郑注“皆郑玄读字里行间，探索上下组织之成果”。【12】

因此，郑玄解“慎”为“引”，虽系单词孤证，或仍可备一说。进而观诸郑注对殡、葬棺饰的解读（参表1），更可见郑注的逻辑。孔疏主要引《杂记》、《丧大记》为证，可知礼文所记“輤”、“翣”等棺饰都呈现出鲜明的等级特征，同时对应不同的丧礼环境（如“死于道”或“于馆死”）与环节。《礼记·杂记上》郑注言“輤，载柩将殡之车饰也”、“将葬，载柩之车饰曰柳”，《丧大记》注言“在旁曰帷，在上曰荒，皆所以衣柳也”（“柳”又本自《周礼·天官·缝人》“衣翣柳之材”），正与此注相通。本来“輤”之用，得名于染布为蒨色，专属天子诸侯，孔疏言“大夫以下无輤”而“取诸侯輤同名”。至于孔子所用为哪种等级之礼，经无明文，孔疏言“夫子饰其所引之棺以輤”，当是用士礼。

表1：《礼记》棺椁殡葬等级表【13】

总体而言，郑注以“礼家读然”，将“其慎也”解为“其引也”，因引柩观饰而知非葬是殡，在郑注体系中构造了一个相对闭环的解释。但此注不唯孤证，且释义稍显迂曲，不得尽服人心，尤其是郑玄对“野合”之说存而不论，留下了相当大的讨论空间。好与郑立异的王肃，立场更为极端，在《圣证论》中明言“圣人而不知其父死之与生，生不求养，死不奉祭，斯不然矣”，【14】故而不信此章之事。而《孔丛子》藉子顺之口驳斥李由之诬，《孔子家语》言私祷之事，正合王肃质疑之意，后世又多以《孔丛子》为王肃伪造，实有循环论证之嫌。【15】《博物志》言“蒋济、何晏、夏侯玄、王肃皆云无此事，注记者谬，时贤咸从之”，【16】是汉魏间不信此章者多有，开宋元儒质疑问难之先。六朝间又有贺偱、蔡谟、范宣、张融等人，并论“孔子少孤”章（疑墓）与“孔子既得合葬于防”章（修墓）；但核心问题皆不在“慎”、“引”之是非上（后世多不从郑，说谨慎义者众），而是探寻孔子“不知其墓”的内情，【17】以至于孔疏批驳传统说法，认为“今古不知墓处，于事大有，而讲者諠諠，竞为异说，恐非经记之旨”。但经典的诠释，往往就是在“讲者諠諠，竞为异说”的过程中，不断向前发展。

探寻孔子“不知其墓”的内情，至少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，一是孔子为何不知，即颜母为何不告，关键在于如何解释《史记》、郑玄所谓的“野合”，除推翻不信外，说法较多；孔疏以为郑玄与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史记》“并悉符同”，“非谓草野而合”，而是叔梁纥与颜母“不备于礼”、“不备礼为妻”、“七十之男，始取征在，灼然不能备礼”（此见张融已说之，其言“若征在见聘，则当言墓以告”；司马贞、张守节之说则主要以婚龄为论）。二是孔子不知的程度，孔疏即言“谓不委曲适知柩之所在，不是全不知墓之去处”，此亦是承六朝人说法，如贺偱“防是旧墓”、蔡谟“不知墓者，谓兆域之间耳”、范宣“记但言不知其墓，非都不知也”。围绕这一问题出现的“讲者諠諠，竞为异说”局面，并未随着唐人义疏“正义”之名而论定。

唐以后针对“野合”问题，最极端者与王肃等人一样，有疑经乃至删经之举，汇入唐宋以来的疑经大潮之中，并渐成一种权威（与科举取士有关），影响及于域外，同时也就无须理会第二层面的问题。但对既信从经典，又欲维护孔子圣人形象的儒者而言，如何跳出以往的成说，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与本文所言“以礼解经”有关，不少儒者就选择从第二个层面入手，即使不能消解颜母“耻焉不告”的影响，也要弱化“野合”成说的介入程度。在元明一片疑经声中，王夫之的说法尤其值得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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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夫之言“此章之旨，旧说乖谬尤甚”，对象不仅仅是郑玄礼注，也包括陈澔《礼记集说》以来的疑经删经举动；其说解也确实跳出了以往的叙事模型，将重点放在了为什么“合葬于防”上：

孔氏以华督之难自宋奔鲁，家世未显，宗族未盛。至叔梁大夫，始以力事鲁襄公，而又蚤丧，其先世寓葬于鲁，非有墓人之掌，故孔子不知。……叔梁大夫之卒，未得葬而殡于外，至夫子长，以不知先墓，故不敢葬焉。然葺治深固，人见之者皆谓为葬。“盖殡”者，掘肂厝之，毕涂其上而又加慎焉，故有似乎葬也。……“合葬”，谓合于先人之墓也。葬必从祖祢，示不忘本。夫子不知先墓，姑慎于殡，以待访得而后葬，以道宁亲而勿之有悔也。【18】

王说将视角上溯至鲁国孔氏的家族历史，即孔氏由宋而鲁，世系至孔子时已有数代，在防之家族墓地因“宗族未盛”、“非有墓人之掌”而渐无所闻，因而孔子不知。孔子曾祖孔防叔，相传为孔氏由宋奔鲁第一人（《世本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孔子家语》皆如此说，亦有其他说法），孔防叔与鲁国防地天然存在联系。而更巧合的是，孔子之父叔梁纥曾为郰邑大夫，按照《礼记·檀弓下》“葬于北方北首，三代之达礼也”的说法，防地正位于郰邑的北方。不论如何，孔子在得知“先墓”在防后，才将父亲合葬于此。这与以《史记》、郑玄为代表的以母合父说，以及其后清人孙濩孙、江永的以父合母说不同，构造了以父合于先人之墓的新说。此种思路，与贺偱、蔡谟、范宣以及孔疏相比，使得颜母不再纠缠其间，消除了前述第一个层面的问题。

王夫之《礼记章句》船山遗书本

与六朝间诸人论说相近，王说同样是将“疑墓”章与“修墓”章合论的结果（《通典》所载《疑墓议》即是两章连引），参诸王氏对“修墓”章的说解：

孔子志行道于天下，得行斯行，不必仕鲁，恐子孙兴于他邦，不知其处，故用周制，聚土以为封。……古之葬者，合为兆域，序其昭穆，墓大夫掌之，各有版图，以为世守，无待修治，自以远樵苏占据之害，故不立修墓之制，俾送死者有所终止，是以仁人孝子情无已而制不可过。自秦以降，宗法毁，井田裂，士大夫无世禄，而强豪兼并，土田山麓旦暮易主，故时王之制，为高坟崇表谨识其所，用垂于后，孝子慈孙以时芟治而培护之，然后可免于耕鉏发露之惨，固情理之不容已者也。读者察夫子泫然流涕之心，可以知礼随时变而古道之未可泥矣。【19】

通过对“修墓”章的解读，王夫之对孔子不知先墓的原因，找到了更大的制度背景。当然，也更加直接表露了自己对“时”的重视，同时一再致意推崇孔子“得行斯行”的圣人品格。王夫之在“疑墓”章揭示了“宗族未盛”的家族实况，“修墓”章则论述了从“古之葬者”（“不立修墓之制”）到“周制”，再到“时王之制”的墓制变迁。“修墓”章核心论述即是孔子所言“古也墓而不坟”、“古不修墓”（汉儒又有“古不墓祭”之说），郑玄明言“古谓殷时也”，而防墓丘封崇四尺乃是用周礼士制。殷周异制（或是四代、三代异制），常见于各种经典，以至于成为一种颇为精密的观念、结构模型（如“文质”论、“三统”论）。郑玄即深谙此道，只是在解读“合葬于防”时并未突出说明，后世学者则基于此点有了新的发挥。王夫之也化用了这一历史结构，但在追崇三代、推尊周礼之外，王氏对“时”及“势”的解读有其自身义理体系的观照。

王说并非前无所承，除六朝间贺偱、蔡谟诸人外，宋元间儒者将“疑墓”章与“修墓”章合论，或者用“古也墓而不坟”解释孔子“不知其墓”，亦有不少，较有代表性的是吴澄《礼记纂言》。吴氏承北宋儒者马晞孟之说“叔梁纥，宋人，葬制盖从古墓而不坟”（当是本自卫湜《礼记集说》），言“叔梁纥，殷人，葬从殷制，墓无封识，葬后人不知”。可见，吴说总体上仍是在郑注范围内调和，又特发议论言明夫子“从周”之义：

噫！观孔子之不知父墓，则知周公制礼，墓有封识，且设官掌之，子孙得常展省，夫妇又皆合葬，其视古礼之简质不同矣。此夫子之所以从周也。【20】

叔梁纥葬时从殷制而无丘封，孔子合葬父母则从周制士礼以免“弗识”。当然“防墓崩”后孔子“泫然流涕”的行为，又显示出孔子对周制“修墓”的复杂感情，即吴澄引述张栻之说祭墓之法“虽非制礼之本经，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，其于义理不至于甚害，则先王亦从而许之”之意。参诸《礼记》所载四代丧葬异制（表2），孔子“从周”、“善殷”之举实则同时存在。“修墓”章中孔子自言“今丘也，东南西北之人也”，是对现状的自我认知，而见于今本《礼记·檀弓上》“丘也，殷人也”的临终自述，则突出表现了夫子之志与学更加深刻的内涵（近代围绕胡适名文《说儒》的争论即与此有关）。孔子身上从自我认知、血脉渊源到文化创制的殷周混合态（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观），从开始就渗透进儒学的肌理之中。后世学者在利用四代或三代异制解经时，自然也会融入自己对历史变迁的认知，从郑玄至王夫之，都是如此。

表2：《礼记》四代丧葬异制表

王夫之对孔氏“先人之墓”的重视，兼顾了孔氏家族在鲁国的发展史与孔氏作为殷人之后的独特之处，在众家经说之中极富个人特色。但王说盖因声名不显，清时众家少有人提及。王氏乡邦之中，王闿运虽言“孔氏宋人，用殷礼，无坟垄”，但仍是从郑注以母合父为说；其解“殡于五父之衢”为“古无殡丧他处之法，记行礼权宜所始”，解“其慎也”为“慎即蜃也，柩在门内行用蜃车，出门当用国车。时孔子创行此礼，故依柩还国之仪以适衢屋”，皆论变礼之所生，所谓“此主记出殡他所礼之所始”，倒是较有新义。【21】皮锡瑞《礼记浅说》未解“孔子少孤”章，而《圣证论补评》也从“古不修墓”与“古不墓祭”出发，言“夫子三岁而孤，未能躬亲葬事；及长，又无修墓、祭墓之举”，又言范宣及孔疏等说“未免于后世之见”、孙濩孙说“尤不知古义，强作解事者也”，【22】亦不出郑注范型。只有郭嵩焘《礼记质疑》与王说思路相近，并补充了更多的历史信息，赘引如下：

案《史记》孔子生鲁昌平乡郰邑，即叔梁父所治之鄹邑也，在曲阜东南。而《史记》叙其先曰防叔，《索隐》引《家语》云“防叔畏华氏之偪而奔鲁”，《阙里志》称其仕鲁为防大夫，《左传》襄十七年齐高厚围臧纥于防，郰叔纥送臧孙如师而复守防，疑防叔所治邑即此。叔梁为鄹大夫，而防犹其宗邑，故与臧氏守防。经云“合葬于防”，盖自防叔以下竝葬防，实孔氏之私地域也。五父之衢为叔梁殡地，其时孔子甫三岁，而孟皮废足不能远葬，权葬于此，久而遂疑叔梁葬于五父之衢。所谓“不知其墓”，言不知叔梁之墓之为葬与殡也。下云“殡于五父之衢，人之见之者，皆以为葬也。其慎也，盖殡也”，曲尽前后情事，意谓防叔、伯夏两世葬防，叔梁不于防而于五父之衢，孔子亦心疑之。【23】

郭氏更加突出了“防”地的重要性，补充了王夫之省略的具体历史信息。郭氏对自己的说法颇为自信，言“经义分明，郑注自为迂曲之辞以诬圣人，《集说》从而辨之，竝文义亦失之矣”。郭嵩焘还因解《檀弓》此章为信史，反疑《史记》记叔梁死葬于防山为史公之误，进而以此章“但云合葬，竝不及颜母之丧”而疑“所谓少孤者，父母皆早卒，《史记》所传恐不足据”，是又推论太过。其虽然与王夫之一样绕开了合葬颜母的问题，但又将此章前半部分理解成夫子追问父墓是殡是葬，相比于王夫之的说法，更多的似是受到孙濩孙连读“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”的影响（此说在清代影响较大，与郑注、陈澔《礼记集说》鼎足而三）。因此，王夫之的说解并未受到此后学者的关注。类似思路的出现，实际上只要将各个因素或行为主体排列组合，对比流行说法，然后找到合理或合礼的依据即可。

总体而言，王夫之、郭嵩焘的说解历史感比较浓厚。这种重视地理的角度，也有现代学者予以解读。徐刚先生即从此章由“五父之衢”至“郰曼父”而“防”地理区位的转换，力图证明此章为信史，只是以郑注为基础。在徐氏论证中，防地是孔氏祖坟所在，郰邑是孔子出生地，曲阜是孔子成长地；五父之衢则是一处性质颇为特殊的大路，《左传》中三见五父之衢（襄公十一年、定公六年、八年），前两次都与盟诅有关，并与周社、亳社同列，因而推测此地“应该也具有某种宗教或巫术的特殊意义”、“有很多墓地或神社”。如此，孔子殡母于五父之衢有了地理上的合理性，“郰曼父”之“郰”也“暗含了孔子从曲阜到郰邑去打听消息的行程”。【24】当然，徐先生在孔子为何不知父墓的问题上，认为不必为圣人讳，郑注“野合”也无批驳的必要。【25】这种现代态度，一些古代儒者显然不能接受。他们对各种要素的多种排列组合方式，并非文字或智力游戏，不论是信是疑，其背后总是有特定信仰的因素，断非清学标榜所谓“实事求是”所能一言而决。

如前文所述，以礼解经在此章的运用，主要就是对殡葬之别、合葬之制的解读，同时对郑注“野合”也有弥缝。经文字数毕竟有限，但细细抽绎每个文字并补足想象，不管是殡葬之别，还是合葬之制，都能有机统合到一起（王闿运说变礼即是如此）。以下主要讨论陈澧、黄以周二人的观点。二人在经学时代的末尾颇具代表性，各自开创了不同的学术流派，都有综合、敦厚的气质。

表3：“孔子少孤”章经说简表

陈澧对此章的解读，始于反对孙濩孙、江永之说：

郑注破“慎”为“引”，江慎修《乡党图考》以为无义理，而称高邮孙邃人之说，谓“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”十字当连读为句。“盖殡也”“问于郰曼父之母”两句为倒句，……案：此说读“慎”如字，是也。其倒句文势不顺，且殡不得谓之墓，其连读尤非也。澧谓孔子父葬于防，云不知其墓者，非不知父墓在防，但不知墓地耳。正义曰：“谓不委曲适知柩之所在，不是全不知墓之去处。”是也。及母卒，既殡于家，郑注以为不殡于家，非是。至当葬之时，乃启殡而出，复殡于五父之衢，故见者皆以为葬也。孔子以将来当迁母柩合葬于父墓，故审慎不敢深葬，但浅殡而已。及问于郰曼父之母，知父墓地，然后迁柩合葬也。当时情事，了然可见。《记》文亦明白无疑义，不必破字，尤不必牵连颠倒而读之也。【26】

陈澧认为，孙、江之说虽以文法立论，实则“文势不顺”，且殡、墓有别，连读更是不通。其将论证的重点放在丧中在家之殡与“殡于五父之衢”之殡有别，补足了“既殡于家”—“复殡于五父之衢”—“迁柩合葬”的时间线，但言“郑注以为不殡于家”，也是过度解读。在合葬主体上，陈澧义同孔疏，言孔子只是不知墓地具体所在；在殡、葬之别上，则与孙、江一样，说以浅、深之异。关于殡浅、葬深之说，俞樾认为不妥，其言“殡与葬自是二事，未闻以深者为葬，浅者为殡也”，进而认为“殡于五父之衢”只是“礼以义起”，即“就五父之衢掘肂埋棺，略如殡制，因亦谓之殡”，而“叔梁纥之葬，岁月已久”，显然不可再称为殡。【27】陈澧虽未如俞樾一样细辨殡葬之深浅，但肯定也认识到“殡于五父之衢”乃是权宜之计，即所谓“当时情事，了然可见”。陈澧说虽无甚新见，但在态度上较为果决，绝不纠缠郑注所谓颜母“耻焉不告”；并且认为文义直白，不必破字倒读以至深文周纳，非常符合陈澧在《东塾读书记》（原拟名《学思录》）中揭示的读书之法。

孙濩孙评订《檀弓论文》清康熙六十一年天心阁刻本

与陈澧重大义、通义不同，黄以周的礼学、经学更为细致而精深，门下亦多义疏之才。黄以周对此章的解读，首先纵论学术前史，以司马迁“求其说而不得”而“固属污圣”，郑注“事近巧诈，亦未合圣人作为”，若信王肃质疑之见又“无以解《檀弓》”，孙濩孙、江永之说虽“较为近正”，但仍无以释其疑：

然如孙氏之解，“其慎也”二句殊觉可去。而殡葬大事，颜母断无不知，知之而不告，其疑终无以释。且古之所谓合葬者，以后丧从先葬，未闻以先丧从后死者也。颜母之卒，据《历聘纪年》，孔子已二十四岁。其父之殡，直至葬母，乃问人而知之，而前此有二十年之久，何辨之不早辨邪？亦未见孙说之果是矣。【28】

黄以周抓住了孙、江之说最致命的问题，孙濩孙以父合葬于母，颇失合葬主次之序。俞樾对孙说也类似的反驳，言“孔子之父墓即在五父之衢，然则孔子奉母合葬亦于五父之衢可矣，何必卜兆于防”。【29】至于黄以周所言“何辨之不早辨”、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差（元儒陈澔亦有此问），也是郑注中除孔子为何不知其墓外，最让人费解的问题。孙濩孙显然没有予以解决，陈澧也弱化了这一问题。黄以周的解决思路并不新颖，最终的答案，只是将王夫之的先人之墓置换成了前母施氏之墓：

考郰大夫叔梁先娶鲁之施氏，有九女，无子。其妾生孟皮，有足病。后求婚于颜氏，生孔子。郰大夫之娶颜氏也，疏引《家语》云“年余七十，无妻”，则施母已早卒矣，郰大夫必先营其墓地而葬之，亦可知也。……“不知其墓”句，其墓谓郰大夫所营施母之墓也。“殡于五父之衢”句，殡谓殡郰大夫也。殡葬之礼有浅深之别，有厚薄之分。郰大夫卒，孔子年方三岁，不知前母之墓所在，无由合葬其父，故殡于五父之衢。又以合葬无期，因深殡之，如浮葬然。云“人之见之者，皆以为葬也”，极状孔子慎重其事。盖深殡之意在求其墓而合葬，非安于不知而苟焉者，此记孔子少孤之志有不同于凡人也。少长，问于郰曼父之母，知郰大夫所营茔地在防，然后合葬于施母之墓焉。《记》意如此，本无可疑。解者不得其说而妄为之辞，于以疑《记》、驳《记》，伪《孔丛子》之说起矣。施母非出，参见《出母服篇》。【30】

黄氏与陈澧一样，也不注意讨论殡葬浅深说是否合理，只言“因深殡之，如浮葬然”，不无启人疑窦之嫌。其实在对殡、葬之别的处理上，俞樾、王闿运的说法更为合理。更关键的是，黄以周为了证明孔子不知前母之墓，另作《出母服篇》论证施氏非出，涉及到所谓孔氏三世出妻或四世出妻的公案。【31】相较于陈澧的果决态度，黄以周要从各个角度完成证伪或证成的系统工程，并归于“圣人作为”、“孔子少孤之志”的揭示，如是反而不如孔疏“今古不知墓处，于事大有”、俞樾“后世学者不知古今异制”、皮锡瑞“疑之者未达古今之异”等说之近情。【32】但对前述诸家而言，不论对“孔子少孤”章持何种立场，包括直陈“野合”之事的太史公、郑玄，“圣人”孔子的形象与地位，都是他们立论的前提；区别只在于“圣人”标准的宽严与卫道立场的深浅。

正如前文所述，此章聚讼千古的核心原因，是《史记》、郑玄对“野合”之说的存而不论。鉴于二者在经史领域的巨大影响力，随着圣人形象日益严格并固化，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儒者不满传统的解释。极端者如陈澔力言“孔子少孤”章之不可信，即在于“圣人，人伦之至”、“圣人礼法之宗主”。【33】方苞虽不疑经文，解释也不出郑注模式，但将矛头直指太史公，用词之尖刻，纯是诛心之论，颇失儒者风仪。【34】更多的学者，在经文之可信与圣人之可尊之间，试图构筑起更为平衡且平和的关系股票融资怎么操作，如孙濩孙“涵泳白文几千余遍”、“思之至废寝食”，终得以文法豁然而解，江永盛赞“可为圣人释疑，有裨礼经者不浅”。【35】如王夫之、陈澧、郭嵩焘、俞樾、黄以周等人皆以礼解经，说各不同，也是为圣人说法。自近代以来，孔子走下神坛，李零先生有言“去圣乃得真孔子”，利于现实社会接受传统熏陶。但文化的传衍与人心之起伏，本就难以定于一端。钱穆先生在《论语新解》、《孔子传》等书中，接续宋儒之学，体味圣人言语，灌注自身学思，读来同样令人感动，引人深思。从学术的角度而言，此章真相到底如何，今人恐难确知。千载以来新说层出，其间不同方法的运用，不同立场的争胜，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、分梳并赓续某些共通且普遍的学术、思想命题。